你所不能體會的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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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說來淒涼，但這是事實，嘉義鄉下的一所國中，一位年輕的班導師最近收班費，發現班上將近１／４的學生遲遲未交，仔細一問，孩子們的答案都是爸爸最近沒工作。



　　正準備跨世紀的台灣，「失業的中年爸爸」是２０世紀末的悲涼，也是我們用來迎接２１世紀的第一聲嘆息。台灣這一波嚴重的失業潮，以中年人首當其衝，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家計的主要負擔者，孩子多半還在上學，太太也只是家庭主婦，心裡的陰影、肩頭的擔子，逼得這群失業的爸爸，用盡各種方法找工作、賺小錢，只為一家溫飽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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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台北市內湖國小一位學童的爸爸，失業在家幾個月了，天天替孩子送便當，有一天靈機一動，乾脆為兒子的同學一起做便當；現在他一天要做二、三十個便當，每個６０元，成本約２５元，一個月能賺上一兩萬元，終於讓他覺得自己恢復了一點做爸爸的尊嚴和信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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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永和的李先生，４５歲了，前陣子公司突然緊縮業務把他給資遣了，高中學歷的李先生四處找工作都碰壁，在家裡天天藉酒澆愁。



　　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看到報上血荒嚴重的新聞，突發奇想決定試試去做「血牛」， 幾天後他到台北榮總，被抽出５００ｃｃ的鮮血，換來失業幾個月的第一筆收入──３０００元。他喝下血庫給的鮮奶，嘴角鹹鹹的，是淚。



　　四天後他又到另一家社區醫院賣血；在那裡無意間得知一家醫學科技公司正在進行新藥的人體實驗，要找身體健康的男性參與，他心裡掙扎了幾秒鐘，還是決定一試。面試那天，他瞄到主試官桌上一疊應徵的人事資料，最年輕的才２８歲，讓他心涼了半截。最後，李先生終於得到了這份工作，簽下了「白老鼠」的合約，開始天天吃藥、抽血，他心裡自責又無奈，但不敢告訴太太和小孩，只盼著計畫結束後能領到幾十萬元
的報酬，讓家人過點好日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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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高雄的陳先生，４３歲，是另一個失業的中年爸爸。十多年來他經營著園藝公司，景氣大好的時候，他也賣過一盆幾十萬元的蘭花，但大半年前，園藝店關門大吉；失業的陳先生記得，他第一次到一家雞蛋行找工作時，店裡的會計瞪大眼睛看著他一身西裝說：「我們只要徵雞蛋送貨員……。」從此陳先生脫下西裝天天搬雞蛋、送雞蛋，一天只能賺個幾百元；有時想到自己曾有名片印著「※※園藝公司總經理」，總會偷偷鼻酸，但轉念想到兩個讀小學的兒女，陳先生會用力吸吸鼻子，打起精神，繼續做一個勇敢的爸爸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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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台北縣中和市的另一位「張董」，原來也是兩家銀樓的老闆，但被景氣拖累，他只能以招會、跟會來硬撐，沒想到手上的會又陸續被倒，他開出的支票也不斷跳票，最後只好讓債主搬光了店裡所有的黃金，房子也賣了。現在，為了三個孩子的學費和生活費，他當起了「檳榔小弟」，太太也替人包檳榔賺工資。曾經交遊廣闊的「張董」最怕送檳榔時撞見熟人，每次送貨他總是戴著安全帽和口罩，絕不脫掉；萬一有人認出來，喊上一句「張董」，他一定立刻回一句「你認錯人了」，轉身就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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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花蓮的羅金泉也是中年失業人，為了家計，他選擇離鄉背井，遠赴廣東的東莞當「大陸台勞」。他原本在台灣做的是電器生意，但景氣太差實在做不下去，便到東莞找昔日朋友合夥開設電子工廠。羅金泉成天拿著印有「先捷科技公司董事長」的名片，租著車子（因為沒錢買車）跑過一個又一個的小村莊推銷，到工廠架設投幣式伴唱機，大陸人唱一次只要投幣兩塊錢人民幣。羅金泉就這樣兩塊錢、兩塊錢的慢慢賺，目前已在東莞設了３０多台伴唱機，一台伴唱機每個月的投幣收入只有６００元人民幣，還不到他以前在台灣一天的所得，再扣掉各種成本後，每月總收入不過一萬多元人民幣。朋友勸他回台灣算了，羅金泉搖搖頭，因為他知道回台灣只有失業一途，留在大陸做「台勞」（他苦笑說自己稱不上「台商」），至少能讓家人圖個溫飽。